中国版图是何时成为一只雄鸡的?

“清朝地理信息系统”()是复旦大学清朝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集项目的组成部分,已于日前公开上线,它是利用原始档案、大比例尺实测地图等资料复原了清朝近300年的疆域和政区变化,不仅精确确定了清末中国的国界线多个县级行政区的边界线日,美国唐仲英基金会捐赠了500万元人民币,用以支持该项目的后续部分。在未来的五年,侯杨方和他的团队将在此数字地图上叠加自然、人口、经济、文化、灾害等要素信息,将清代历史的复杂面向浓缩在鼠标的左键上。据悉,该项目的出版计划也已提上日程,首册主要涵盖清末同治、光绪和宣统年间的行政区划图以及当时人口、经济等方面的统计数据。

一张地图,300年疆域变迁虽然“清朝地理信息系统”看上去只是一张数字地图,但它的背后却是清朝近300年整个疆域的变迁,以及内部行政区划的变化。在系统中,使用者可以按时间定位到清代每一年的政区地图,或按空间定位到每一个县的情况,以及检索出河道、地形的信息。

这个复杂而庞大的项目,肇始于2005年,当时专注于清代人口史和经济史的侯杨方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人口方面的档案,却意外地发现了诸如“安庆省”、“苏州省”、“西安省”等很多从未听过的清代省份。这让他感觉,如今大家熟知的“清代十八省”观念很可能是后人建构的,清朝近300年的行政空间并非一成不变。

更为重要的是,清朝作为最终奠定现代中国疆域版图的时代,人们对其疆域的想象往往是静态的,好像是从1644年建立以后,一下子就扩展到近1300万平方公里。但是实际上,侯杨方介绍,在接近300年的时间里,清代的版图是逐渐扩展的,到乾隆24年(1759)达到顶峰,形成了一只比现在略肥的“雄鸡”。而在1840年以后,由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只雄鸡越来越瘦弱。

“所以把这个过程准确反映出来,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版图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实际的基础,对解释现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意义。”侯杨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中国版图的一大半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像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就是在康熙、乾隆时期纳入到中国的版图中的。

“现在有些海外的学派、流派,讲中国不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拼在一块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清朝版图边界的奠定,都是现代国际法框架下和国界上主要国家签订界约确定下来的,并不是像某些西方国家是殖民扩张来的。”侯杨方说道。

利用新近披露资料,补充谭其骧的清代地图1982年起,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谭其骧院士倾注30年心血主持编纂的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谭图)陆续出版,被誉为“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两项社科成果之一”。其中第八册为清时期图组,绘出了清嘉庆25年(1820年)、光绪34年(1908年)的疆域政区,成为后来学者了解清朝版图最重要、最权威的的参考资料,几乎也是唯一的地图资料。但是在此后的30多年里,此图集再没有进行过补充、更新。

“如果已经有非常完善的清代地图,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就没有必要去做。但是,包括谭其骧先生的清代地图在内,都没有能够正确、完整反映清朝的版图,而且信息量非常小。”之所以说谭图不够完善,侯杨方认为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只有1820年和1908年两个版图,只是反映了清代晚期的情况,而实际上清代版图变化最剧烈的时期时1644年到1759年间;二是对于内部政区边界,只是划到了府一级。

“这是时代的限制,当时谭其骧他们所依据的基本资料职能是成书于道光年间的《大清一统志》,而无法看到完整的清朝内阁档案、边界条约地图和民国时代的几千张实测地图。”实际上,侯杨方介绍,这些档案和实测地图是近些年才在海峡两岸陆续披露的。

比如2011年,侯杨方就在台湾发现了宣统年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档案,“我想着当时这批资料从北平运到南京,后来就消失了。大陆没有,那八成就在台湾。我就有意识地去找,果真在台湾找到了。”台湾的收藏单位把这批档案的目录标题填错了,结果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批档案的存在。

而民国时期由军方和政府组织测绘的地图,是离清代最近的实测地图,而且精度相当高,有的比例尺可以达到五万分之一,显然对于了解相对比较稳定的县级区划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批地图也是保存在台湾,直到2009年才公开。

正是占有了这样一大批新近披露的珍贵资料,侯杨方和他的团队才得以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地图的基础上对其完成了超越。所谓超越,侯杨方介绍,主要是在下面四个方面:

同时谭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比如现在新疆的北疆和东疆地区,也就是吐鲁番、乌鲁木齐、哈密等地,在清朝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是属于甘肃的,但谭图将它们归入了一个完整的‘新疆’,而这个省区在清朝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个历史事实对于了解西北版图的历史、维护国家对边疆的主权很重要,说明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内地省区的一部分。”侯杨方说道。

六上帕米尔高原,寻找清朝真正的西北国界除了尽可能地利用新近披露的材料外,侯杨方和他的团队还对中国版图形成中有着重要标志性作用的地标,正在进行实地测量。借由此前的“丝绸之路复原项目”,他们已经完成了西北地区的边界考察。

从2013年4月到2015年4月,侯杨方团队六次前往帕米尔高原进行实地考察,前后共在高原停留了130多天,行程达数千公里。2013年,凭着史料提供的模糊线索和当地人的指引,侯杨方教授找到了位于塔吉克斯坦帕米尔高原的“乾隆纪功碑”的具置,确定了清朝版图的最西处,测定了该处的GPS数据,并在地图上还原了它的精准位置。在那之前,《中国历史地图集》虽然画出了这块碑的位置,但也“只是点出了大致的位置,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没有国人到过这个碑址。”

尽管乾隆纪功碑的碑身和碑座先后被俄国人和塔吉克斯坦人移走,但是当地的牧民仍然知道,这里当年是中国人的地方,他们的祖辈留下来的记忆告诉他们:放牧到此为止。“所以奠定清朝极盛版图最后一战——雅什库里湖之战,所立的乾隆纪功碑,才是当时中国西北真正的边界,而不是谭图所绘的喷赤河。这就是实测的意义。”

接下来侯杨方计划前往外兴安岭探测清朝东北的边界,“《尼布楚条约》虽然明确了当时的中俄边界,但是自那之后,也是没来没有中国人去过。学者只是在纸面上作假设性的推演,但边界具体在哪,没有人去实地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