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东北抗联第四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寇侵占我东北不久,有日本“敦图线”铁路测量队人员,企图闯入驻延吉的东北军原第十三混成旅第七团三营的防地–瓮声砬子(又名明月沟)。他们不听警告,为值日班长下令击毙七八人,余者鼠窜而逃。日伪当局得讯,反而将三营调往吉林驻防,声言提升三营营长王德林为团长。三营奉命移动,由敦化上火车之后,全体下级官兵闻知将去吉林,顿然变色,忿不受命。王德林在全营官兵抗日要求和敦促之下,拒绝西上,把队伍拉到汪清县境的小城子兵营去,开始酝酿抗日。

九月二十二日,我中国中央委员会发出组织群众抗日的号召,延边四县地下中心县委于二十八日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县委书记小李同志传达了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作出了六项发动抗日斗争的决议,并指派我到王德林部队中去工作,巩固其部队抗日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在游击战中建立党的革命武装。因为我和王德林之间,友谊深厚,派我去便于开展工作。这种友谊,还是远在民国七年开始的。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我取得了他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此外,中心县委会议还决定在我之后,继续派孟径清、金大伦等四名同志参加王德林部队,去建立党的组织,领导抗日斗争。

我带着党的使命,从延吉到达汪清小城子王德林部队驻扎的营地,却不料,投降派的盖文华、李耀清、赵冠民等三人代表团,早已捷足先来。

谁都知道,九月二十二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的第五天,和我们中国中央委员会发出抗日号召的同一天,投降派的头目人蒋介石,就在南京市党部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了他那遗臭千古的“不抵抗主义。以盖文华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就是受命来此说服王德林及其部队执行“不抵抗主义”卖国政策的。他们给王德林带来了“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企图改编王德林的部队,改变其部队的抗日性质,即蒋介石在“告全国国民书”中所说“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王德林在这三个人喋喋不休地鼓噪不抵抗主义”而前,纸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很沉闷,一句语也不说。

当时,政权,在一般东北军官中间还有它的迷惑力。这种迷惑力正象密布人民头上的乌云,中国象是被这鸟云所遮蔽的太阳,只有站在一定的地方,感受到从这乌云密布的空隙间透出阳光的人,才能预测到民族所面临的未来的晴空万里的时代。王德林是一般的头脑简单的东北军官,当然也不例外,当时完全为这块当头的乌云所迷惑。此外,在座的还有当时的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这个代表带来一万元的军饷支票,要求王德林编为一个团,受李杜调遣,配合作战。两方代表之外,还有来自吉东三个县的以曹梦九为首的所谓士绅代表团,他们和王德林有着封建结盟的关系,嘴头上都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却希望王德林不要“轻举妄动”。在他们看来,王德林如果是“识时务之俊杰,就该“静伺机宜”,既不联李,也不依蒋,而应该编为“山林警备队”, “自固待机”, “可进可退”。这为的是给王德林部队的未来,开个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后窗。当时,王德抹在这些来自各方的代表群围攻当中,犹疑,沉闷,困感,不能自解。后来,还有原东北第二十一旅旅长赵芷江香,意图抗日,也派来了代表伊晏波。总之,这些来自各方面的代表群之间,在围攻王德林的同时,各展昏齿,相互舌成。

我一到,王德林就慨然地说, “你到底来了!”原来,我未到之前,他已经打电话到延吉各处去打听我的行踪了。在大厅里,我见着了来自各方的代表。其中,从吉东三个县份来的那些所谓士绅代表团,我因为东北军的关系大半都认识、不是大地主,就是放高利贷的股商富户,他们老式穿戴,都挺休面。在这民族、国上被日寇残害、焚掠、侵辱的时候,看见那只顾劝降的代表,看见这盛装的绅士们,总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情绪。王德林仿佛感到我神色间所现出来的这种情绪,不容我开口,就说: “庆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话。”

这样,我就走开了。直到吃午饭,我们两个人单独见面的时候,王德林才开始谈到来自三方面的代表们所怀的意图,以及军饷一毫莫筹的困窘处境。那些代表们呢?仿佛很怕我们俩有单独密谈的机会,也许很想知道我们谈话的底细,或想观察王德林对我的态度,总之,我们的谈话还没有深入,饭还没有吃,他们就各自离开大厅的餐桌,匆匆忙忙抢先赶来了。这样,我们不得不改变话题,转到一般的关于伪军动态之类的谈话上了。

饭后,我在单独休息中间,接触了王德林周围的官佐及其亲信人物孔宪荣、吴义成等。这两个人都是王德林绿林时代的“底柱子。一九四八年,孔宪荣在出席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国大代表会议的时候,认识到自己途穷路术而悬绳自杀了。当时,他在王德林部下任第十连连长,倾向吉东三县所谓绅土代表的意图,意在投机取利,极为狡黠。吴义成和他相反,头脑简单,是王德林的悍将,以王德林的意旨为意旨,主张“既已拉出来,就不妨打打试试”。另外两个连长,是汉奸熙洽介绍来的人,自然,很本谈不到抗日。当时这里主要的抗日力量,是在基层。

我依据延边中心县委的指示,在王德林大营的“兵棚子”里,和广大基层士兵接触当中,先后发现了史忠恒、朴根重、李凤山等班长,他们都是高小毕业生,年轻力壮,满怀爱国热情,积极要求抗日。在这里,证明了工农儿女们的优秀的阶级本质。

当天深夜一点,所有那些各式各样的士绅代表都离开王德林归寝之后,只有孔宪荣依恃王之亲信的身份逗留不去。自然,他是要在我们谈话中间,看看他们老营长的手里到底是张什么“底牌”。

我说: “在今天,你不站山来当岳武穆,难道你还要当秦烩,给予子孙留个万世的骂名吗?

他立时您然地说: “咱们怎么样也不能当秦桧呀”以后就果断地说, “咱们一定要抗日,绝不能给子孙留下骂名,可是那三个代表怎么处置呀?”

我记得当时孔光荣说,“抗日也行,可也别说得这么死,和各方面的代表,还得拉着,不能松手,看看大局再说。”

我们没有注意他的话。我建议,把投降派的代表尽快打发走,要抗日救国,就不能留他们在这思扰乱军心,瓦解士气;在内部,还要清除熙洽派来的那两名连长。王德林同意我的意见,又谈到李杜的代表所提出的问题。我说,只要我们对日展开游击战争,队伍很快会扩大的,给李杜编一个团的力量是不算什么的,只要抗日,我们就支持。王德林在谈到我要到“兵棚子”去扛枪的要求时,坚决不同意, 要留我担任他的参谋长,并且兼职将为李杜编制的第一补充团团长。王德林在思想上摆脱开来自三人代表和地方士绅代表双方在政治上的围困之后,心情豁然开朗,提出队伍中缺少知识分子“不能成大事”的问题。我这时候就向他介绍了地下中心县委所决定的参加其部队做建党工作的人员名单。他听说孟泛请同志是哈尔滨工大的学生,金大伦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都是风云中的杰出人物,就约请孟浇清、刘静安两同志将来任抗日救国军总部之正、副参议长,金大伦,贺剑平两同志将来任总部宣传部正、副部长。

在这天夜里,除掉我们确定打发三人代表和所谓士绅代表们离开部队之外,还初步确定了第一补充团的编制基础。因为,这时候在东北军上层虽然是乌云密布,迷惑犹疑,但在广大的东北人民之间,抗日热情,却极度昂扬。当时,杰出的矿工和汉族、朝鲜族起义的农民,以及吉东各县中小学教员等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来投,王德林正不知怎样来安插,现在建立补充团,就正好以这些工农出身的爱国青年为基础建立编制。以后,又调来老三营的史忠恒、朴根重、李凤山等班长为补充团各连连副。这就是我们党用秘密形式所直接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总之,我们谈的很舒畅。王德林在谈话中,还喝白兰地酒助兴,我虽滴酒不沾,却也兴奋有神,直到鸡叫头遍,方感得夜深气寒,下半夜三点,才就寝。倒下之后,仍然久久不能入睡,考虑怎样向地下党委汇报、请示等等问题。

第二天,我开始为王德林的部队筹募经费,以便尽快地遣送三人代表出境。在小城子,有一个电报局副局长,是个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我曾经和他接触过,知道他拥护抗日。我和他提出经济支援的要求时,他不但把所有敌伪电报局公款两千多元全数捐献,并且愿意率领全局爱国职工,随军队服务。他的家属,不久全都打发回上海,而所有的通讯设备,他都带到部队中来了。他为抗目斗争作出了很多的贡献,可惜一年以后,由于留在上海的家属需要膽养,随王德林撤出国境南返了。总之,我们由于他的支持,有了一点经费,在遣散三人代表时,每人发给路费一百元。当王德林向三人代表团表示了坚决抗日的态度之后,他们竟地挑拨说, 你知道,主张抗目的是!”王德林说, 我不管是、,只要打日本,就是好样的。实际上他并不知道,是何样人,只要打日本,在他认为就是好样的,不过是表示对于园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激愤。那三个代表,终于悻悴然地离开了。

但,以延吉县实业局长曹梦九为首的所谓士绅代表团,却仍依恃和王德林的封建结盟的关系,不甘失败,还地想留在部队里说服王德林投降。等到部队向蛤蟆塘(又名双河镇)附近集结的时候,从敦化、蛟河、宁安等县又来了些商会会长,总之,吉东八个县的所谓士绅代表都菌集在王德林的周围。这时,王德林抗日救国军已有一千一百多人,声势浩大,有些士绅初来很感到吃惊,但以曹梦儿为首的那些雍容自得的所谓士绅代表,却全然无动于衷,还在围攻王德林,大言不惭地论山论水,论仁论智。王德林碍于请面,终于在蛤蟆塘把所有来自吉东八个县的士绅代表们召集到一起,说: “今天,让庆宾和诸位谈谈吧!”并当众介绍我是部队的参谋长。

我当时是个三十三、四岁的青年军官,性体较傲,实在也卑视这些所谓士绅代表;尤其是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日伪除了派出这些代表之外,还从延吉派出来伪警备旅(原混成第十三旅)进驻双河镇作为声援。

所以我当时很气愤,我说: “我们过去都是朋友,可是,今天,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军队,你们呢?是亲日的,是汉奸!知道不知道?汉奸就应该绑到外头去枪毙!”

所有那些所谓士绅代表一改雍容自得的姿态,全都惶然失色,悚然地站起来。因为他们完全没想到,我会“变脸不认人”,没想到,在头脑简单的东北军人当中,会有人看出他们藏在背后的尾巴。王德林当时安抚大家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担保大家的安全就是啦!都坐下,坐下来!”有些大地主和放高利贷的殷商富户,脱下帽子来,惶惶然声辩,说:“参谋长误会了!”

我说:“你们来说服什么呀?给日本人当说客,瓦解我们抗日救国军士气,不是汉奸是什么?你们若真心不当亡国奴,看到我们部队人这样多,财政有困难,为什么不想法给我们募捐呢?”

以敦化县商会会长万茂森为首的几个代表连声说:“我们刚来不久,真没想到咱们的抗日部队这样大,士气又这样高呀!本来,我们也打算给部队募些款,不知道部队经费这样困难。我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办!参谋长,你放心就是啦!”我说: “这要看事实啦!”另外,我还告诉他们,我的母亲、家属,都还留在敌占区延吉县,如果他们要告密,向日本人请功,就尽管去告密。我说: “要救国的人,就不能顾家,因为大义而全家遭害的人,哪一个朝代都有!他们都连称:“不敢。”有的说: “那还是人么?”日后,他们确也没有敢告密。但以曹梦九为首的几个汉奸土绅,却接受了日伪颁发给他们的奖章。同时,以万茂森为首的敦化等三个县的商会会长,履行诺言,秘密地为我们募了一火批捐款,并派代表来部队联系,报告政伪在“县永衡官银钱号”还有大笔“公款”,希望我们很快去攻城,以便把这些款项提出来。从此可以看出,我们城市的工商界爱国人士,只要是树立起民族正义感,知道我们要果敢地抗日,就会拥护我们的。

我们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间,开始攻打敦化、额穆、蛟河三个县城的军事目的原因就在这里。而镜泊湖战役,就是由于我们连续攻克这三座县城,获胜之后,引起来的战斗。